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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文革的制度起源:压制不同声音和“大跃进”

许成钢:“大跃进”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制度基础的重要部分,是文革的前奏,影响极其深刻,一直影响到今天。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文革的制度起源”系列的第四篇。前三篇分别为:《文革:世界文明史独特的政治现象》《文革: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文革的制度根源与其导致的制度变化》

至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半个世纪了。这是由时任主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发动领导(林彪,1966),由所有中共党政官员和亿万人民参与的。

半个世纪前的今天,中央政府的多数部委,各省的多数厅局,都丧失了基本功能(中国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国有资产实际早就由各级地方政府控制;所有集体资产从来由地方政府控制)。其中一些中央部委被永久性解散。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和鼓励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政府到企业(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到处的党政军民,都在为争夺权力而斗争。毛泽东在1967年视察大江南北的谈话中宣称,当时是“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标记是天下大乱”。时任副主席、“副统帅”的林彪清楚地陈述了文革的重要目的:把权力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回来。他说,“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林彪,1966)。为了夺取政权,从而控制“一切”,所有党政军民中的派系,在城市、农村与对立派争夺、厮杀,有些地区甚至动用了重武器。而每一派都以忠于毛主席为理由去攻打对手。

直到1969年,在借助军队平息秩序,保证中央对地方的严格控制后,中国巩固、强化了,自从“大跃进”以来建立的,政治上高度集权,行政经济上高度分权的,向地方分权的极权主义制度(分权式极权制)。自从195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全盘苏化,建立极权制之后,“大跃进”是系统性地偏离苏式极权制的第一个重大制度变革。这是产生文化革命的制度基础的重要部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文革的前奏。它造成的影响极其深刻,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

中国今天的分权式威权制,其部分重要制度基础源自“大跃进”。“大跃进”是全国全面推行地区竞争机制的发源,而人民公社则既是全国全面推行地区实验机制的发端,也是全面推行地区实验机制的结果。即,中国改革以来曾经行之有效的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的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源于“大跃进”。在文革研究的大量文献中,普遍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不同见解,或因此引发的权力斗争,作为导致文革的诱因。但忽略了“大跃进”引起的巨大制度变化,没有看到“大跃进”为文革奠定了制度基础。

“大跃进”运动作为改变制度的一场“革命”

在1950年到1956年期间,中国已经建立了典型的极权制。但苏式的典型极权制的权力分配在中共内部引起矛盾。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用枪杆子建立全国政权之前,是以地区为单位统治各个相对独立的“解放区”的。各个“解放区”的力量合成在一起,以类似联邦制的形式,构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基础。在1950年到1955年期间,在全国全面迅速地建立了苏联式的极权制,包括政治经济组织的具体形式。在这个制度中,中央把原本属于地方的权利都拿走,既引起地方官员的不满,也破坏了他们的激励机制。毛泽东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反映了全盘复制苏联式的极权制和中共传统的地方权力权利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在1956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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